在移动互联网兴起前，手机也会对人们交往、信息节奏产生影响。图为电视剧《手机》（2010）剧照。

短视频与“x分钟看完”的流行

短视频的涌现加剧了受众对强刺激的需求，此前“爽文”“爽剧”的节奏在短视频的衬托下也显得不那么“爽”了，尤其是几分钟看完电影、抖音追剧，让越来越多观众直接抛弃了影视剧，选择只在短视频平台看“高能”片段。

比如去年大热的《三十而已》就是一个例子：从一开始霸屏热搜的讨论，到之后全民围观“顾佳手撕林有有”片段。在剧情进入中后段后，观众已不在意其他人物的命运，只想看“原配手撕小三”的“爽剧”戏码，既然几分钟的短视频就能满足这一需求，就不必苦守电视台和视频平台更新。

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以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TV、咪咕视频为首的五大平台，与500位艺人、54家影视公司及17家影视行业协会发布联合倡议书来抵制网络短视频的侵权现象了。这一次倡议的诉求非常明确，即清理、治理“未经授权的切条、搬运、速看和合辑等影视作品内容”。

短视频作为一种媒介，已经深刻影响了受众的媒介选择以及使用习惯，从而激发了新一轮媒介系统依赖。媒介系统依赖主要是指受众接受某一种媒介所传达的信息后产生明显的路径依赖，具体表现为对该路径下的传播兴趣更强，且有明显的冲动希望该路径下的信息或功能更为全面。林昱君博士从受众系统、社会系统、媒介系统三个角度分析了受众对短视频媒介的系统依赖（《媒介系统依赖下的短视频受众研究》，《编辑之友》2020年第7期）。

短视频极其强调按照受众的不同心理需求进行用户聚集，并供给其较高的精神体验，因此，林昱君认为，受众对短视频媒介产生依赖的重要动因是个人情感需求，短视频传播能够提供受众情绪的共鸣、情景的互动以及情感的认同。而从欣赏机制看，短视频的物理形态简短、快捷；在操作上，每逢不喜欢的内容又可迅速滑屏；在心理期待上，不断出现的新内容有效阻断了审美疲劳，形成新的兴趣吸引。在短视频的吸引机制和沉浸机制下，受众会快速识别内容、快速生成情绪（欢乐的、悲伤的、毫无波澜的）、快速跳转到新内容，在这种循环往复中获得娱乐性的观感。

从影视剪辑的短视频来看，观众无需看完全部内容，就可以基于选择迅速获得关键信息，并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强的情感刺激，显然，对于观众来说这种方式更高效，因为诚如前文所言，在同等时间内，短视频能带来更多的“快乐”。学者刘擎则担忧，这样的生活方式会带来成人的“童稚化”，也就是丧失了延迟满足的能力。

《十三邀》画面。

快节奏、重效率的社会发展状态使得短浅化、碎片化的短视频欣赏模式被广泛接受，由此重构了视频生态、社交形态、审美习惯甚至公共传播图景。段永明曾在《互联网：碎片化生存》中提到，“碎片化，是电脑与网络技术深度嵌入现代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之后，人类社会对科技文明的一次彻底反叛。”短视频内容形态和传播方式加深了信息碎片化、媒介碎片化、受众碎片化的程度，但究其原因，还需要回归到后现代传播场域。

“速度几乎消灭了一切”

也许会有人在批判媒介生态时会说，是“奶头乐效应”、是手机、是短视频让我们丧失了阅读的能力。换言之，如果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我们就能够保持阅读和深度思考。但其实这样的归因方式颠倒了逻辑关系，不是短视频造就了当下的文化景观，而可以换一种视角，那便是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化和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产生了需求，从而推动了短视频的诞生。

所谓“后现代性”其实只是看待现代性的一种视角。根据思想家阿格妮斯·赫勒的论述，“可以把后现代性理解为私人-集体性的时空，处在更为广泛的现代性时空之中，由那些与现代性有所抵触、对现代性有所质疑的人勾勒轮廓。”显然，后现代性与时间和空间密切相关。研究“空间与时间诗学问题”的拉塞尔·巴甫洛夫在《时间性》中提出，“在后现代时间逻辑中，被压抑的绝对时间或普遍时间的难题开始重新以空间的形式出现”，他认为，后现代时间性的基本观念之一是对可逆的线性时间的审问。

也可以说，电影《信条》（2020）是对“后现代”时间性的一种展示。图为该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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